具有正常语言、认知能力的孤独症谱系障碍（ASD）人士，过去多被称为高功能自闭症，也被视为一种“天才”。爱因斯坦、马斯克、比尔盖茨……他们智力超群，有天才的表现和成就，也似乎高高在上、不近人情。因此，ASD在刻板印象中变成一张基因彩票，牺牲社交能力，获得追求世俗成功的天赋。
29岁的北京女孩徐清言是这种刻板印象的样本之一。她有超越大多数人的天资与经历，获得北京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及应用数学双学位。但障碍也伴随“幸运”被一同领受。从童年起，她在人群中持续感到违和。成年后，由于“不近人情”的社交损害，她从北大退学，后来在专业机构的评估下确诊ASD。
这一迟来的确诊，符合多数“天才病”人士的共同经历。最近，韦东奕的爆火，罗永浩、成龙等名人自曝隐藏多年的ADHD，引起大众对神经发育障碍的关注。许多孤独症谱系障碍人士，在社会中能够自理和工作，情感等层面的障碍则轻易被忽视。优绩主义推崇的单一价值，更倾向于认可他们的成就，忽略他们的痛苦，也使得确诊和干预被延误。
环境的特殊，掩盖了个体长期经受的内心磨损。就像许多人共同遭遇的教育悖论：在学校不容许恋爱、入社会立刻催婚，在缺乏社交锻炼又失去学校保护的情况下，被抛入社会自行适应。社交中的强烈落差与不适，也不止属于ASD人士。
幸运的孤独
在北大，离确诊ASD还有10年的徐清言，遇到了一个摄影师，说想把她思考的样子拍下来。
她陷入思索的特异模样，差点被永远定格：嘴里一字字地重复问题，脸上没有表情，眼睛直直地盯着人看，许久一言不发。
那眼神生硬、直接。有北大的室友说，她像《生活大爆炸》里的谢尔顿。一个不近人情、偏执古怪的高智商人类，符合她给别人的印象。
“普通人”们能指出她的更多古怪之处。她一想事就去抓、闻自己的头发。有时她打断朋友聚会，因为十二点钟到了，她必须按时吃午饭。12岁恋爱，她拉着男友把人生规划到结婚以后。
一个多年未联系的熟人问，“最近怎么样？”她想，应当将最近父亲去世的事如实相告。一大串文字发过去，熟人留下一句“你有病吧”，拉黑了她。
自己究竟因什么激怒了他人？这种事她经常遇到，却始终想不明白。
越来越多的不同被别人指出，好像随时有可能碰壁。前男友甩掉她时说：“为什么无论和你聊什么东西，最后你都会谈到人类的进化？”因为人之常情的事，反倒比抽象、复杂的艰深思考更让她陌生。她不理解自己有什么错，只明白崩溃后的男友，原来很讨厌自己。
这种特异也有幸运收益。小时候，清言测出智商135，超过99%的人。初二那年，她突发奇想要考高分，一个暑假就从倒数第一冲到班级前列。
但她无法为之自得。高中爱好是读物理课本，“我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小孩”。18岁，高考六百多分考入北大，她自认为考砸了，滑入父母替她填报的医学部。繁重理论学习之外，她又双修了应用数学。
不可避免的碰壁，在她的人生制造越来越严重的阻碍。
复杂的医院系统，暴露了她的社交困难。大四之后，她必须到医院实习，在各科室轮转、接诊。她对细节过分偏执，引来同事的反对。在神经科照顾脑梗病人，她坚持认为最关键的治疗是康复训练，于是每天预约康复医生。
同事告诉她，“你纠结这个是没有用的”，不仅否定她的行为，还认为她影响了正常的医疗流程。
她无法在障碍前设置缓冲。内心里，她更看不惯那些“正常”的同事们。他们似乎太过熟悉医院的规则，反而不关心病人生死，“大家都只是在KPI里面活着。”她坚信，哪怕是全国最顶尖的医院之一，其中没有人像她一样关心病人。
只能在狭窄的区域内努力自存。她与病人的某些“偏执”天生投缘。一个先天绝症孩子的家属，坚持想见见科室的大主任。同事们对这种行为见怪不怪，只有她无法淡然处之，帮忙打听主任的时间、求主任去见见家属。
病人也成为她偏执的对象。她希望让病人了解一切有关他们疾病的知识，于是事无巨细地解释。不论太过专业、病人是否听懂，偏执得到满足，“患者永远想知道更多。”
那时她还没有确诊ASD，但就像“我是卧底”的游戏，一些卧底会最先觉得别人不一样。周围人大笑的时候，她不明就里，跟着假笑，能帮她减少碰壁。
直到28岁，英国工作的她在当地专业机构的评估下确诊ASD。曾被他人批评的“怪异”，得到了更权威的医学解释。她经历的是ASD人士典型的“社交受损”。总是后知后觉地招惹他人——因为她缺乏理解眼神、表情等非语言交流的能力，兴趣狭窄且偏执。假装一切正常，痛苦而疲惫地社交，也是ASD人士普遍的掩饰行为。
图丨清言得到的诊断证明
ASD是一种神经发育差异而致的先天障碍，具有高度遗传性。和ADHD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）同被视为两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，且ASD人士可能同时确诊ADHD。最近，罗永浩、成龙等名人，纷纷自曝隐藏多年的ADHD，引起大众对神经发育障碍的关注。许多患者在社会中能够自理和工作，他们身上微小的差异，时常被掩盖和曲解为“性格缺陷”“能力不足”。
成年后才得到确诊，是中国多数ASD人士的经历。这种曲解与他们身处的环境相关。在推崇单一价值的优绩主义环境中，他们的成绩优异、智商超人，符合乃至超越标准，其他特异性都成为无碍大局的“小缺陷”。
进入社会后，ASD的社交形势才变得严峻。就像我们成长的另一种悖论：在学校不容许恋爱、入社会立刻催婚。成年后，缺乏社交的锻炼，又失去了学校和成绩的保护，他们持续碰壁，抑郁、焦虑也通常伴随他们。
环境的症状
大四开始实习后，徐清言轮岗到精神科做住院医师。有天，她突发奇想，想向专业人士讲出自己始终的不适感，便走进主任的办公室：“我觉得我应该有精神问题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”
在此之前，她有种种奇怪特征，许多人疏离她，她也疏离大多数人，但没有人觉得她有问题。她只是一个“性格差”的人。
主任摆出不耐烦的表情：“你有今天的这种学术成就，你考到这种学校，不可能有问题的。你肯定没有任何精神类的诊断。”
这句话就像她在医院里见过的其他不公一样，让她难以接受。结束八年制临床医学项目之前，她选择退学，中途放弃北大博士身份。她想不出还有谁会放弃这一身份。也是第一次，身边所有人反对她，都觉得她疯了。
但许多希望强调自我的人，都曾遇到过类似的否定：“你都这么大了”“我都对你这么好了”“你从小都很正常”……所以“不可能有问题的”。面对强调标准、否定多元的特殊环境，任何个体都像ASD一样，具有非典型性。
换了新的环境，碰壁仍旧持续。2019年从北大休学后，她远去伦敦又读了一个硕士学位，并彻底退学北大，在当地一家制药企业做数据分析师。新的同事也让她不适应。
她早已清楚，特异的自己需要他人照顾。经历几任男友之后，她找到了包容她的婚姻对象。丈夫也从北京来到伦敦生活。每晚回到家，她向丈夫倾诉白天工作的矛盾。
但她再次经历碰撞后的破碎时刻。2024年年末，某个上午打开邮件，她发现同事给她发送了工作任务的安排。她不认同，心跳加快、呼吸困难，感到痛苦和委屈，双手也发抖。她关掉电脑，到办公室的公共区域深呼吸。
她开始在当地寻求心理支持。在她描述自己的困扰时，医生建议她可以考虑转诊到专门的机构进行神经多样性（Neural Diversity）相关评估。医生根据量表，对她和她的丈夫分别访谈。
访谈需要考察成长过程中的异状。某种意义上说，28年来，外界时刻不停地向她指明这些异状，施加碰撞的力道。从幼时对自我独特的觉察，不合群的恐慌，直到她北大退学，远赴海外。在伦敦的4年，她期待生活安宁，却仍处处不适。从童年起，她就想知道自己是谁。
甚至最早追溯到两岁。在幼儿园住宿之后，清言观察到有关“朋友”的现象。总有两三个孩子，在幼儿园并排或前后桌，变得互相熟悉，上课把头凑在一起说话，下课携手去厕所。
为什么别人都有“朋友”，为什么自己没有。别人的话题，她不感兴趣。她喜欢自己玩积木。那么多次春游，没有一次身旁的座位跑来其他孩子。
再大一些，学校环境的许多因素，需要她努力理解。初中，一个女孩把她丢失的眼镜还给她。听女孩说，眼镜被人扔到了男厕的坑里。她平静接受，只会模糊地猜想，大概是别人不喜欢自己。
她归因于那时自己成绩不好。班上，她总是倒一倒二。老师也经常说她，性格不好、学习不好。也许抛开常识与人情，她反而摸到了学校环境最坚硬的质地。倒数意味着，所有人比她成绩更好，因此有充足的理由讨厌她。
这样的环境，她不难适应。在初二暑假，她决定学习，便独自重看过去的书和卷子。返校之后，她立即名列前茅，“好学生”成为她的通行证。
只有天生的阅读障碍她无法克服。读不懂阅读题，也无法背诵。到高考前，她干脆放弃语文默写，靠其他科目的优异考入北大。
任何环境，都始终在证明她的特殊。但她并非“神经质”“性格差”“可恨”，而是确诊ASD所揭示的：神经发育异常。她脑海里的念头具有强迫性。躺在床上、站在路边、对话中、课堂上……只要念头出现，甚至能忘记吃饭，回过神来已双手发抖、焦虑头晕。还能想到失眠。有时，下饭剧里的台词迫使她暂停视频、专心思索。
脑海里的问题，关乎社会、道德、历史……例如，“《老友记》里， 某某说的这句话，反映了当时时代的一种什么普遍想法？和现代人有什么不同？”这些问题让她得罪常人，也让她热爱柏拉图，轻易跟上哲人的深奥话语。但她不能理解语言的暗示、期待，那些平常但模糊的感性信息。
图丨清言画里，不停思考的日常
2025年3月，她拿到诊断结果了。 文件有十几页，有的症状符合、有的不符合，但总之，她确诊ASD了。
这本是一个足以抚慰人心的解释。她成为大众印象中的“高功能自闭症”、“阿斯伯格综合症”、“怪异的天才”。你天生异于常人、高于常人，所以28年来才为身边人所不容。你在环境里的身份，本不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“好人”，而是让人爱恨交织的“天才”。
许多ASD人士都曾公开表达确诊后的救赎感。“成年确诊阿斯伯格综合征（ASD的诊断类别之一）的意义并非为干预，而在于对自己的人生不再迷茫与困惑。”“得到救赎、得到原谅，终于可以说，我不是一个坏孩子, 我只是不擅长一个人活着。”
确诊结果，能收编曾经遭受的伤害。ASD解释了她为何遭遇霸凌。为何学不好语文、英语。为何与母亲始终不熟。因为脾气不好的母亲，极有可能也是具有高度遗传性的ASD人士。母亲和清言一样，就读于北大，对光线、声音高度敏感，容易焦虑、偏执。
但是在丈夫眼里，清言确诊后没有释怀、没有感动，反应仅仅是，“这件事很有趣”。她坚持认为，确诊结果并非是她一直以来思索的答案。
适应碰壁之后，被环境接受变得不必要了。哪怕继续不被人理解，“其实舒服的生活很好达成，只需要踹开所有人，自己舒服就好，”了解她的丈夫认为她内心强大，“她想要的不是舒服的生活。”
还要再接受某种单一的评价体系、讨好环境吗，要享受“天才”身份吗？她发掘了更多有关自身的特异性的解释方向：INTJ、“自恋型人格”、优绩主义思维。和ASD一样，这些标签都可以解释她被讨厌的原因。这些原因也总有让她想不通看不惯的地方。就好像每一面镜子都能照出她的独特，但镜子不能全对。
确诊后，清言有了新的想法，“我深刻明白，我更希望的是自我拯救”。是去明白“我是谁”、“我从哪来”、“我想到哪去”。 她只把结果告诉了丈夫、上级，和一个不相信这一结果的朋友。此外，过去的同学、老师、患者，都还不清楚这个答案。
ASD并不能解释她全部的孤独，就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，往往不需要某一评价标准。她过去的朋友，未必都讨厌她，甚至不能感知到她的怪异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异之处。
比如她初中最好的闺蜜。曾经教会清言如何假装安慰人，如何化妆取悦人。后来闺蜜赴美留学，回国后做留学中介，替他人写人生小传，包装自己、取悦学校。忽然之间，闺蜜上山做了道士。清言确诊后放假回国，想要去和闺蜜谈谈。她渴望一场深入交流，却得到闺蜜回复：“山上不方便。”
闺蜜有着比她更为“奇怪”的人生轨迹。离开闺蜜后，清言渐渐也对化妆失去兴致。她不接受这样一项取悦他人的麻烦事。
比如她的高中同桌小刘。小刘与她性格相反，神经正常，却仍旧疏离。在人人非上清北不可的人大附中，他懒得聊天、交友，也不在乎自己的成绩。在小刘眼里，清言过于勤奋。她的书桌整齐堆满书籍、卷子，几乎遮住这个短发女孩。他的书桌则很干净，方便上课趴下就睡。
小刘似乎泯然众人，而清言的相貌出众，性格外向，在流言中换了好几个男友。小刘还观察着清言那独特的笑容，明明是回应，却好像与其他人保持距离，有股独特的成熟之美。那其实是清言伪装成正常人的假笑。但那时，胆怯的小刘看不透，也不敢与清言拉近距离。
难题
出国前，在北京的婚礼当天，小刘哭得太厉害，以至于记不清徐清言对他讲过什么情话。他终于和清言修成正果了，只求爱情陪伴的人生目标达成。婚礼是如此重要的时刻，把他轰晕了。直到现在，他的朋友圈封面都是婚礼那天，曾是高中同桌的清言，穿过粉色的任意门，身穿婚纱、白色头纱，牵住他的手。
那天，清言很平静。这是从12岁第一次恋爱开始就列入计划的婚姻。为了防止当天失控，她向医生要了一片镇静药物。
“如果让她说，她也只会很平淡地讲一些话。”小刘知道，清言不会太在意一个结果。终于完成一件事，清言只会继续往后想：婚后会怎么样，两个人如何生活。这些问题清晰、必要，具有对抗琐碎的秩序感。
早在一年前确定关系的那个晚上，清言拉着小刘绕后海走了一晚上，把未来计划全部敲定了。清言有许多严苛要求：必须是男友的第一个女友。否则，她容忍不了男友的情感可能有关于另一个人。还必须按她的想法何时结婚、去哪里生活。
对重归秩序的需要，更符合“我是谁”这一答案。如果用ASD来解释，针对那种特殊的神经发育障碍，“不确定性”能轻易引起身心的过载，因此清言本能地逃入秩序感。
图丨不适中，清言逃离自己长大的北京
为了回避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交，在伦敦的周末，她最常躲在家中玩游戏，一字一句地看角色对话，或者重复观看自幼就喜爱的《哆啦A梦》。某一天，坐在沙发上，清言突然冒出一种想法，去写一本The Book of Why，一本解释万物的书，靠一个理论容纳宇宙。
这项归拢万物的事业让她兴奋不已，她立即变成了她画过的一幅简笔自画像：小小的她闭眼，思考，头上漂浮着数十个自我的缩影，共同思考。她名之为“千思观音”，因为自己“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。”茶饭不思、彻夜难眠，哪怕思考造成许多痛苦。
万物之中，死亡是她最大的困惑。她回想起初中的一次体育课，她和其他女生留在教室里。忽然，她开口问：“你们都怕死吗？你们想过有一天死亡是什么吗？”
不记得谁给过回答。关于死亡，她很努力地想象意识消失的那一刻。笛卡尔说，“我思故我在。”一个不停思考，不停存在的头脑，难以接受意识消失的那一刻。那是何等恐怖。她没办法再往下想了。
19年初，她亲身经历过死亡，比她预测得更恐怖。扫描出父亲癌症有脑转移的那个晚上，她带着片子去见父亲，打算告诉他真相。结果她无法当面开口，反而骗父亲说，片子显示是良性，只有脑出血。
父亲走时，所有人都知道会是那个晚上，包括她。可是她决定回家睡觉。凌晨一两点钟，医院的母亲打电话来通知她，她才起床回医院，永远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何逃回家。
父亲意识清醒的最后时刻，希望她照顾好母亲。父亲说，“你妈是一个好人。”她不这么认为，所以只能辜负父亲。继承遗产之后，她去英国留学。每花一笔钱，都觉得在使用父亲，尤其是理财亏损，像是浪费了父亲的生命。
ASD确诊的另一启示在于，她有述情障碍，无法辨清自己的情感。说到这些事时，她立即双眼通红，却哭不出来、甚至感受不到。朋友注意到神情变化，问她“为什么不哭呢？”她不知道。ASD的情感体验和大多数人不同。
想通的难过，成为过去；想不通的难过，变成一个个有进无出的捕鼠笼。她依赖逻辑的思考，去理解生命中占大比重的混乱。但生命同时要求一种情感的理解，例如逻辑想不通的死亡。
丈夫小刘熟悉了清言的思考方式：不说事情过去了别想了，而说有一个更好的思路，能把她从责任中剥离。这不是安慰，却能从无尽的思考中解放她。
小刘能看见清言从未相信的现实。那是一种貌似混乱的必然秩序，近乎迷信。他记得初中晚自习结束后在操场的一个瞬间。那时他就和徐清言同校。昏暗的操场上，满是散步的人，穿着校服分不清彼此。然后，短发的清言和朋友说着话，与他擦肩了。他记住了那张脸，一遍遍回想着她们口中说着某某的“男朋友”。
小刘只能用缘分来解释。这是一种对混沌的感受力，感性、随机、神秘，与徐清言对秩序的感受力截然相反。高中一次分班之后，他发现同桌是14岁一瞥而过的徐清言，心中狂喜。某种理性难以理解的宿命感，从那一刻开始发挥作用。
早在清言确诊之前，他就承受过清言带来的痛苦。她说话单刀直入，“某某（某一任前男友）就不这样……”拿他和所有前男友横向对比，生硬指出他的“失败”。
他早已培养了容忍力。包里会一直备着饼干，防止清言在思考中错过她自己的饭点。他也陪着清言在吃饭时一遍遍重看《哆啦A梦》最初的几集。他像是“天才”谢尔顿的合租室友莱纳德一样，百般容忍谢尔顿的无理行为。
许多时候，面对清言接连抛出的社会、哲学的大问题，小刘只能说，“我想不动了。”“但你坚持听一下。”清言曾经认为，你不听代表你不够努力。
小刘解释不了死亡，但他能解释清言为何会累积罪恶感：“她本能地去想，想了就不开心。开心的事她想不了多久。”
与死亡有关的难题正堆积在一名ASD人士的生命里，磨蚀清言的秩序。脑海里的苏格拉底在不停追问她。
她不能放弃思考。枯坐一整晚，直到小刘来提醒吃饭睡觉。投入人类前1%的智力，却没有想通的时候。她记起更天才的人，某一任前男友，智商抵达了测试的上限，高考前瞎学几个月就考入清华。她觉得自己的智商还不够。最后，只能怪自己欺骗父亲、躲开了父亲的死、无法原谅母亲。她感到，自己是一切错误的原因。
然后AI出现了，她把这些问题喂给AI。AI大模型算力中心的年耗电量有数十亿度，约等于一座小城市一年生活的用电。那是人力更难以匹敌的算力，告诉她，这些不是你的问题。“但那是假的。”她仍旧不接受。还是没有逻辑能成功地安慰到她。
*应受访者要求，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
民信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